【吴承学说文体】文章总集与文体学研究

文/吴承学 何诗海

中国文体学研究的材料差不多涵盖经史子集各种文献，比如诗文评、总集别集、子论序跋、类书、目录学著作等都有大量文体学史料。本篇着重谈谈文章总集独特的文体学研究价值。

一、总集与文体分类学

总集与别集在文体学研究意义上，大致相同，但总集容量大，范围广，比起别集在文体学研究上更具共性和代表性。总集的文体学价值，首先表现在文体分类上。文体分类体现了对文体本质和特征的认识水平，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。而分体编次的传统，决定了古代文章总集在文体分类学上的研究价值。确立总集分体编次传统的，是梁代萧统编的《文选》。《文选序》：“凡次文之体，各以汇聚。诗赋体既不一，又以类分；类分之中，各以时代相次。”明确指出此书按体编次、类聚区分的体例。编者将所录一百三十位作家的七百六十一篇作品，分为赋、诗、骚、七、诏、册、令等三十九体。这些文体是先秦至六朝最经典、最重要也最常用的文体，代表了中国古代较长历史阶段的文体实存状况和形态特征。其中有些文体作品较多、题材或表现内容较丰富，又根据题材分若干小类。这种分类方法，兼顾体式和题材、功用等特征，符合古代许多文体以题材、功用命名立体的实际，因而有一定合理性与可操作性。《文选》之后的许多著名总集，如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鉴》等，都借鉴这种编纂体例。

总集文体类目的调整变化，与文体创作的消长之势息息相关。以北宋李昉等辑《文苑英华》为例。此书收梁代至唐诗文一千卷，分三十八体。由于意在接踵《文选》，所以尽管其卷帙远超《文选》，但在文体分类上，基本沿袭《文选》，仅个别类目有所出入。如《文选》收录“七”体，其序次仅在赋、诗、骚之后，足见其在六朝文体谱系中的地位，但隋唐以后，已很少有人用这一体裁写作，因此，《文苑英华》没有立“七”体,稍后姚铉《唐文粹》、吕祖谦《宋文鉴》等宋编文集也没收录。又如“判”文是唐代开始兴盛起来的，《文选》自然没有，《文苑英华》则立为一大门类，并收录作品五十卷。这种类目增减，客观反映了六朝以后文体盛衰演变的轨迹。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南宋吕祖谦编的《宋文鉴》。此书仿《文选》、《唐文粹》例，录北宋一代诗文，分为六十一体，与《文选》相较，增加了二十多体，有些是次生文体，有些是新生文体。如《文选》有“赋”，《宋文鉴》增加了“律赋”，可以看出唐宋科举制度的影响。《文选》有“诗”，《宋文鉴》则增加了“五言律”、“七言律”、“五言绝句”、“七言绝句”，这是唐宋以来诗歌发展的必然反映。又如“经义”、“说书”、“乐语”、“上梁文”等，都是唐宋以来的新兴文体，或应科举考试而起，或资世俗娱乐、应酬之用，都为《宋文鉴》所收录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盛行的文体，到后来逐渐边缘化，因而退出总集编纂家的视野。如《文选》有“符命”，《文心雕龙》有“封禅”，可见六朝时期这是一种重要文体，然而，唐宋以来，这种文体已很少使用，不在文体谱系的中心，因此，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鉴》等都没有收录。总之，从总集文体类目的变化，可以看出文体变迁的历史，也透露出文体观念的新变。

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有两个走向：分类与归类。前者把文章分为各种文体，其基本趋势是区分越来越细密，类目越来越繁多，如梁《文选》有39种文体，宋吕祖谦《宋文鉴》61种，明徐师曾《文体明辨》127种，而黄佐《六艺流别》多达150余种。这种现象的产生，一方面，是由于新文体的不断产生，另一方面，是因为辨体意识的不断增强，正如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》所指出的：“盖自秦汉而下，文愈盛；文愈盛，故类愈增；类愈增，故体愈众；体愈众，故辩当愈严。”（《文体明辨序说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）。新文体的孳生而导致文体类目的增加，上文已论及。辨体意识增强而致文体区分的细密，在明清时期最为显著。如《文选》“序”体，《文体明辨》分为序、小序、引三体，且单独列目，而明末清初贺复征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则在“序”体下设二级分类，计有经、史、文、籍、骚、赋、诗、集、政、学、志等30余子类；又如“论”体文，《文选》只有论、设论两体，《文章辨体》析为论、说、原、议、辨、解、释7体，《文体明辨》、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因之，而《文章辨体汇选》“论”体下又分理论、政论、经论、史论、文论、讽论、寓论、设论8目。这种细分，体现了高涨的辨体意识和把握相近文体之间细微差别的努力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古代文体的多样化与复杂性。但也造成文体类目过于繁多琐碎的弊病。

文体归类指把已细分的文体归入大类，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级的分类。六朝文笔之辨，已暗含着文体归类观念。《文心雕龙》“论文叙笔”诸篇，论次三十多种文体，将诗、乐府、赋等有韵之文归为一组，史传、论、说等无韵之笔归为一组，正是这种归类观念的表现。又，此书《颂赞》、《祝盟》、《箴铭》《哀吊》、《论说》、《诏策》、《杂文》诸篇，每篇至少包含两种以上近似文体，也体现了明确的文体归类意识。文体归类也往往反映在总集编纂上。宋人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把所录各种文体分为辞命、议论、叙事、诗赋四大类，是当时概括性最强的归类。黄佐的《六艺流别》从文本于经的立场，把所有文体归为诗艺、书艺、礼类、乐艺、春秋艺、易艺六大类。清代以来，文体归类又有新发展。如清储欣《唐宋八大家类选》将八大家古文分为六类三十体，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把古今文章分为十三类，曾国藩把各种文体分为三门十一类，分别为“著述门”（三类）、告语门（四类）、记载门（四类）。桐城派的文章归类学一直影响到现在。

二、总集序题与文体论

《文选》类总集的文体分类思想，主要是通过文体分类实践体现出来的，缺少明确的理论表述。这种情况，最迟到宋代已出现变化。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把各种文体分为辞命、议论、叙事、诗赋四大类，每类之前都有小序。如“叙事”类小序：“按叙事起于古史官。其体有二：有纪一代之始终者，《书》之尧典、舜典与春秋之经是也，后世本纪似之；有纪一事之始终者，《禹贡》、《武成》、《金縢》、《顾命》是也，后世志记之属似之。又有纪一人之始终者，则先秦盖未之有，而昉于汉司马氏，后之碑志事状之属似之。”“议论”类小序：“按议论之文，初无定体。都俞吁咈，发于君臣会聚之间。语言问答，见于师友切瑳之际。与凡秉笔而书，缔思而作者皆是也。大抵以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为祖，而《书》之《大禹》、《皋陶》、《益稷》、《仲虺之诰》，《伊训》、《太甲》，《咸有一德》、《说命》，《高宗肜日》、《旅獒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无逸》、《立政》，则正告君之体，学者所当取法。”论述每类文体的起源、功用、体制特征、代表作家作品和写作要求等，彰显了其文体分类的学理依据。元代祝尧《古赋辨体》将所录作品按时代序次分为楚辞体、两汉体、三国六朝体、唐体、宋体。每体之前，各有一篇序，论述相关时代赋体创作的总体面貌、基本特征，评价赋家赋作，揭示其在赋史上的地位或影响等。明代以后，这种风气越来越盛，很多总集，如高棅《唐诗品汇》、宋绪《元诗体要》、吴讷《文章辨体》、黄佐《六艺流别》、徐师曾《文体明辨》、贺复征《文章辨体汇选》、范与良《诗苑天声》、李兆洛《骈体文钞》等都在文体类目之前用小序形式来阐发其文体观念和文体分类思想，这成为明清总集编纂和文体论的一大特色。

批评史上对总集的文体小序并无明确命名。明人吴讷把这种方式称之为“序题”。其《文章辨体·凡例》称：“故今所编，始于古歌谣辞，终于祭文，每体自为一类，各以时世为先后，共为五十卷。仍采先儒成说，足以鄙意，著为序题，录于每类之首，庶几少见制作之意云。”明确将每类文体之前的文体论内容称为“序题”。这一命名，得到时人和后世的普遍认可。如明人程敏政《明文衡》卷五六、唐顺之《荆川稗编》卷七五都收录《文章辩体序题》。可见，称《文章辨体》的文体小序为“序题”是比较符合当时语境的，也合适通称此类文体小序。

明以前的文体论，除《文心雕龙》、《沧浪诗话》等少数著作较有体系外，大都散见于诗话、文话、序跋、书信及笔记杂撰之中，往往是随兴所到的意见，内容不够集中，论述不够系统。自文体序题盛行以后，总集，尤其是卷帙浩繁、文体类目众多的总集，对所录各种文体，一一论其性质、功用、体制特征、体貌风格及文体发展演变轨迹等，所论文体数量之多，内容之集中、丰富，体系之严整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。总集的编纂宗旨，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“网罗放佚”、“删汰繁芜”，而是具有明确的辨体宗旨与功能。序题这种文体论形式把各体作品与文体理论有机结合起来，互相印证，能较好克服理论形态常见的抽象、空泛的弊端，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。

三、总集凡例、评点中的文体观

明清时期，图书编纂中撰写凡例蔚为风气，总集编纂也不例外。从文学学术看，总集凡例绝非单纯的编纂技术问题，而是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内容，集中体现了编纂者对许多文学根本问题的看法，文体学问题自然也在其中。如明吴讷《文章辨体》“凡例”第一则强调“文辞以体制为先”，评价了历代著名选本如《文选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鉴》、《文章正宗》等在文体分类和编次上的得失，指出《文章辨体》的辨体宗旨和文体分类及文体论的特色。“凡例”第八则又说：“四六为古文之变，律赋为古赋之变；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；词曲为古乐府之变。西山《文章正宗》，凡变体文辞，皆不收录；东莱《文鉴》，则并载焉，今遵其意，复辑四六对偶及律诗、歌曲共五卷，名曰《外集》，附于五十卷之后，以备众体，且以著文辞世变云。”明代复古思潮兴盛，辨体制、明正变是复古派文学批评的基本内容和方法。吴讷以古雅之文为正体，置于正编；以四六、律赋、律诗等追求藻彩、声律之美的文体为变体，置于外集，这种文体价值观念大概受到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。这与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将一切骈偶声律之作弃置不顾的做法相比，更为合理。

又清陆葇《历朝赋格》汇选历代之赋，并按语体形式分骈赋、骚赋、文赋三体，与传统的古赋、骈赋、律赋、文赋四分法有较大差别。此书凡例批评前人赋体分类的缺陷，阐发自己的分类理据，如认为“古赋”之“古”只是一个时间概念，而时间是变动不居的，称古称今，具有相对性，不宜作为文体名称，因此摒弃了古赋这一文体概念。又如清杜文澜《古谣谚》凡例第一则辨谣、谚二体曰：“谣、谚二字之本义，各有专属主名。盖谣训徒歌，歌者，咏言之谓，咏言即永言，永言即长言也。谚训传言，言者，直言之谓，直言即径言，径言即捷言也。长言生于咏叹，故曲折而纡徐；捷言欲其显明，故平易而捷速。此谣、谚所由判也。然二者皆系韵语，体格不甚悬殊，故对文则异，散文则通。可以彼此互训。”从语源学出发，辨析谣、谚异同，极为精当。因其同，故可合为一编；因其异，故需明辨细分。在明清总集凡例中，这一类辨析体制、阐发文体学思想的内容，是极其丰富的。

总集有评点，从现存文献看，始自南宋吕祖谦《古文关键》，楼昉《崇古文诀》、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、谢枋得《文章规范》等继之，经元代至明清一直长盛不衰，成为中国古代批评家表达文学思想、阐发文体观念最重要也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批评方式之一。如清储欣《唐宋八大家类选》卷五“论著类”东坡《拟进士对御试策》评：“此谏疏，非对策也，而策法未尝不备，盖节节驭题，仍节节还题也。”指出东坡此文标题为策，其功用却相当于谏疏，而作法上又充分表现了策的特征，可见文体问题之复杂以及作者辨体之精严；卷十三“传志类”韩愈《平淮西碑》评：“序如《书》，文如《诗》。李斯勒石，变《诗》、《书》为碑文者也。韩公此篇，复碑文为《诗》、《书》者也。”揭示韩愈《平淮西碑》的文体特征，颇为新颖。清李兆洛《骈体文钞》评点亦多辨体内容，如卷十七司马长卿《喻巴蜀檄》评：“教令所颁，亦谓之檄，非止用之军旅也。其体与移文相类。”以简短评语揭示入选作品的文体特征。又同书卷一温鹏举《寒陵山寺碑》评：“此亦纪功碑也。托之佛寺，已为失体，文亦萎苶不振。以其为唐初等慈、昭仁诸文嚆矢，故仍录之。”卷二班孟坚《窦车骑北伐颂》评：“但颂车骑之功，而不归美命将之人，殊失立言之体，宜昭明之不录也。然其词奥美，且可以备颂之别格。”皆本于辨体原则批评创作得失。这类辨体批评，在总集评点中俯拾皆是，尽管多零散不成体系，但精识灼见，时出其中，不容忽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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